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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1年底，刘国光、张卓元和陈东琪又一起参加了一个专家座谈会。座谈会是在苏东剧变的背景下，讨论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等问题。参加者不到20人，主要是经济学家。张卓元回忆，座谈会最终形成了“一个共识”（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倾向性提法）和“两个要点”（即市场应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国家要有宏观调控），为中央在十四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一定的思想准备和理论资源。

　　孙冶方最为人们熟知的，是他的名言“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与他的“一不改志，二不改行，三不改观点”的“三不改”精神。让张卓元深受触动的是，1963年孙冶方写了一个内部研究报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中的利润指标》，提出应该将利润作为考核企业的综合指标。当时对“利润挂帅”的批判已风雨欲来，、项启源、何建章、吴敬琏和张卓元这几位经济所的青年学者忧心忡忡，公推项启源和去向孙冶方进言，最好不要写这个报告，实在要写也要“降温”，不能说利润是综合指标，最多说是一个考核指标。但孙治方不为所动，既不收回，也不“降温”。

　　张卓元的次子张平1988年从社科院研究生院毕业后留在经济研究所工作，2009年后曾任经济所副所长。《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问他走上这条道路是否受到父亲影响，他说可能有一些潜移默化的作用，因为父亲与老经济所的吴敬琏、周叔莲、黄范章、陈吉元和孙尚清等都有通家之好，爱聚在一起吃饭、聊天、打桥牌，他至少知道“经济”是什么。但与这些老辈的政治经济学家路数完全不同，他做微观数据出身，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与世界银行、福特基金会等国际机构合作，从事大规模中国收入分配调查，后来形成了著名数据库CHIP。直到他调到经济所宏观经济研究室，跟父亲的工作才有了交集。他逐渐体会到，宏观思维和微观差别很大，微观都是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宏观则讲总体思维和稳健平衡，而且宏观的一个动作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微观的成败。

　　房汉廷自信是中国经济学界的“活字典”。张卓元和吴敬琏都出身于社科院经济所，同为市场经济的坚定支持者，也是多年好友，可以说互为天然的参照系。《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请房汉廷点评一下这两位经济学家的异同，他说：“从学问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是伯仲之间；从改革思路来说，他们开的药方是不一样的。”在他看来，吴敬琏更像西医，该手术就手术，该切就切；张卓元更像中医，扶正祛邪，强身健体。吴敬琏提出的“整体改革论”是一揽子改革，张卓元则是小刀切黄油，小步快走。

　　房汉廷的这本传记，也似乎成了“幸运星”。书出版后，当年12月张卓元获得了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成为获得该奖的第一位经济学家。获奖后，张卓元请李扬（时任社科院副院长）和房汉廷吃了一顿饭，还开了一瓶自己珍藏的1984年茅台酒。2023年11月，该书再版，加了《老骥伏枥》一章，补上了张卓元2013年到2023年这十年间的主要活动。第二年，张卓元又从众多有竞争力的候选人中脱颖而出，获得了“经济研究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大家开玩笑地对房汉廷说：“房师兄你又立大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