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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在第一和第二任期都采取了单边利己的外交政策，不仅不注重团结盟伴，反而更为强调美国的私利。如逼迫北约国家与日本、韩国等盟国支付“保护费”，借口“公平贸易”向全球滥施关税及动辄通过威胁征税来胁迫他国答应美国的不合理要求，甚至重新在西半球谋求建立“势力范围”。拜登政府尽管表示要联合盟伴的力量展开对华竞争，但在外交政策上仍以维护美国私利为底色，对盟伴的利诱与承诺流于表面，如提出“印太经济框架”与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倡议，表面上是要对亚太与拉美国家进行经济帮扶，但却“口惠而实不至”，甚至不顾日本、韩国与荷兰等国半导体产业高度依赖中国市场的现实，逼迫这些国家的半导体企业配合美国的“小院高墙”战略。
稀土作为现代工业的“维生素”，在中美关键矿产博弈中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中国在全球稀土产业格局中占据当之无愧的主导地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2年发布的《中国的稀土状况与政策》白皮书指出，中国以占世界总储量23%的稀土资源承担了世界90%以上的市场供应。然而，随着特朗普第一任期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美国开始在以稀土为代表的关键矿物领域制定对华竞争政策，企图与中国在全球稀土供应链上“脱钩断链”。
马来西亚在全球稀土产业链中具有重要且特殊的地位。第一，马来西亚具有较大规模的稀土储量和产量。根据马来西亚官方统计，马来西亚本土稀土储量大约为1818万吨，预计价值为7472亿令吉。而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数据，马来西亚于2023和2024年分别开采了310吨和130吨稀土，在全球稀土开采量排名中也占有一席之地。第二，马来西亚是中国以外最大的稀土冶炼加工基地。澳大利亚莱纳斯公司在马来西亚彭亨州投资建成了中国以外最大的轻稀土加工冶炼工厂，甚至宣称可以满足中国以外的全球1/3的稀土需求。
其一，中等资源国拥有可观的关键矿产资源禀赋。其二，中等资源国在整体实力上介于大国和小国之间，既不属于具有资源禀赋的小国(如古巴)，也不同于具有资源禀赋且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如中国、俄罗斯)。因此，中等资源国在全球广泛存在，印尼、马来西亚、土耳其等国都属于中等资源国的范畴。其三，中等资源国不具备大国的抱负，不会主动参与大国矿产博弈，更不会将自身资源禀赋“武器化”。因此，中等资源国在大国矿产博弈中倾向于维护自身利益，且相较于同样具有资源禀赋的小资源国，更有能力实现维护自身矿产利益的目标。同时，中等资源国的矿产政策也将对大国关键矿产博弈进程产生影响。然而，既有研究却对中等资源国应对大国关键矿产博弈的战略行动与行为逻辑缺乏关注与分析。
关键矿产已然成为中美战略博弈的重要领域。鉴于此，学界开始有意识地关注这一领域，并从多个角度进行研究，产出了丰富的成果。第一，在大国关键矿产博弈过程中，不同的角色类型拥有不同的行为模式。有学者提出了关键矿产“权力三角”理论，指出关键矿产权力结构包含守成技术国、新兴技术国以及资源国三种角色，大国关键矿产博弈是三类国家争夺产业权力的动态过程。这为我们认识大国关键矿产博弈提供了基本的分析框架。第二，作为守成技术国的美国为了避免自己的矿产主导权旁落，维护自身的全球关键矿产产业链主导地位，采取一系列旨在排除中国的关键矿产供应链重构战略。其中，在稀土领域，美国在国内和国际层面都采取措施尝试重构全球稀土产业链，降低对中国的依赖，并已经取得了一定效果。第三，作为新兴技术国的中国则应积极应对美国的矿产产业链重构战略，维护自身的矿产供应安全。第四，大国关键矿产博弈刺激了资源国通过多种方式维护和拓展自身的矿产利益。首先，内外环境变化导致“机会窗口”的出现，并推动资源国改变自身的矿产战略。而资源国会根据与中美两国的三方博弈态势来采取相应的矿产政策，当资源国在三方博弈中占优时，将设法争取更大的产业权力。其次，资源国纷纷采取资源民族主义政策。其中以印尼的镍矿政策最为典型，多位学者围绕印尼的镍全产业链政策分析了印尼镍矿政策的成因、手段和影响。也有学者指出，由于左翼回潮、能源需求上升与地缘政治竞争，拉美国家进入了新一轮资源民族主义阶段。
。在实施主体上，实施资源“战略化”的国家一般是具有中等规模的资源国，而实施资源“武器化”的国家一般是大国。一方面，中等资源国在实力上逊于大国，缺乏塑造关键矿产供应链的能力，只能因应大国矿产博弈对全球关键矿产供应链的重构。另一方面，中等资源国在实力上优于小国，具备保护本国矿产资源、应对大国挑战的能力，可以自主制定符合本国利益的矿产政策。在实施对象上，资源“战略化”举措一般针对国内和国际层面的多元主体，如国内企业、国内地方政府、外国企业和外国政府；而资源“武器化”的对象则基本存在于国际层次，并聚焦于外国竞争对手的政府和企业。在实施效果上，资源“战略化”表现为利己不损人，即增进本国的私利但又不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资源“武器化”则表现为损人不利己，即伤害他国利益但又由于他国利益被损害而导致本国利益一同受损。在实施目的上，资源“战略化”的最终目标是将资源禀赋转变为在国际产业链中的更大话语权或“生产性权力”；而资源“武器化”的最终目标是让竞争对手付出经济和政治代价，在战略竞争中处于下风。
第三，资源“战略化”的主要目标是获取更大的“生产性权力”。如果资源国能够成功建立起关键矿产全产业链，不仅加强了对本国资源的管控与利用，更强化了自身对关键矿产国际产业链各关键节点的影响力，势必增进本国的“生产性权力”。但实施全产业链战略的过程注定难以一帆风顺，必然面对各种机遇和挑战。一方面，近年来电动汽车、光伏与半导体等高技术产品需求激增，全球对关键矿产的市场需求变得更为旺盛，同时大国关键矿产博弈推动更多矿产市场国寻找新的矿产来源，有利于资源国吸引矿产市场国企业投资本国矿产，因而资源国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另一方面，资源国也会面临大国矿产资源博弈等所带来的复杂挑战。
1988年，出于环保考虑，美国国会否决了一项位于加州沙漠的稀土矿产开采项目。1998年，美国国防部出售了全部稀土战略储备。同年，由于管道破裂引发环境事故，美国钼业公司决定暂停采掘帕斯山稀土矿，这实际上宣告美国退出稀土开采与加工行业。美国之所以在冷战后放弃生产稀土，源于冷战后美国安全环境的改善、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与稀土生产所产生的环境成本。总而言之，冷战后美国退出稀土生产是全球化背景下以市场效率配置资源的自然结果。然而，随着2017年底美国开始发动对华战略竞争，出于在稀土供应上被中国“卡脖子”的担忧，美国的稀土政策迅速“安全化”，强调在稀土供应上降低对中国的依赖。
2017年12月20日，特朗普签署第13817号行政命令，批评美国长期依赖中国供应稀土，明确指出要通过国内矿产开发及与盟友合作来减少美国对中国稀土供应的依赖。2018年5月，特朗普签署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禁止美国国防部从中国购买稀土永磁体。在特朗普的指示下，美国国防部于2018年9月发布报告，称中国对全球稀土供应的主导将加剧美国制造业与国防工业的脆弱性，并建议美国应实现稀土来源多元化，避免依赖从可能切断稀土供应的国家进口稀土。2020年9月，特朗普签署第13953号行政命令，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提出应增强美国的采矿与矿产加工能力并减少对战略竞争对手的依赖。为了回应第13953号行政命令，美国内政部在与财政部、国防部和商务部协商后牵头调查美国对于外国竞争对手关键矿产的依赖情况，并在2021年12月发布《美国关键矿产对外依赖情况调查报告》，指出中国所占全球稀土市场份额在过去五年虽有所下降，但仍然超过50%，并在全球重稀土加工市场中占据超过80%的份额。
拜登在总统竞选期间就表示将通过投资、研究来支持和建立美国关键的清洁能源供应链，解决对稀土矿物的依赖等问题。2021年2月24日，拜登签署第14017号行政命令，宣布发起美国供应链“百日审查”，责成国防部长作为国防储备管理者调查以稀土为代表的关键矿产供应链风险，并就消除风险提出建议。同年6月，拜登政府发布“百日审查”报告，指责中国利用政府主导的非市场行为控制了全球关键矿产价值链的大部分环节，占据了全球矿产冶炼的大部分份额，指出美国与其盟友和伙伴合作必须以矿产来源多元化来减少对“敌对国家”依赖，从而有效降低关键矿产供应链的脆弱性。2022年2月，拜登政府宣布将通过增加国内投资来减少从中国进口稀土和其他关键矿产。他强调:“中国控制着这些矿物的大部分全球市场，如果我们仍依赖中国为今天和明天的产品提供原材料，我们就无法建立一个美国制造的未来。”2022年9月15日，拜登又签署了第14083号行政命令，责令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加强对涉及稀土和关键矿产的外国投资的审查力度，确保外资符合美国国家安全利益。
面对全球稀土供应链构建逻辑的转变，马来西亚深知这为自身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早在2014年12月，马来西亚科学院联合科技创新部就发布《稀土产业发展蓝图》报告，建议马来西亚应搭乘发达国家希望分散稀土供应的“东风”发展稀土全产业链，指出马来西亚国内汽车和电子制造业对稀土永磁体的需求就足以支撑整个稀土产业供应链。同时，周边地区对稀土的旺盛需求及中国稀土供应成本的提高也将有助于马来西亚“成为具有竞争力的区域稀土制成品供应商”。但是，当时的马来西亚政府没有给予足够重视。随着关键矿产问题沉渣泛起，马来西亚政府也开始效仿其他各国，根据本国国情提出自己的战略性矿产名录。
有马来西亚专家直言不讳地表示:“过去，我们对锡等自然资源的开发并没有产生长期的溢出效应或高价值的下业。我们总是开采原材料，然后按公斤出售。有了这些关键矿物，政府就必须参与生态系统的各个层面，以发展下业，因为这将创造高技能工作。”因此，只有尽快朝稀土产业链下游发展，才能早日发挥稀土资源的经济价值。这种历史反思促使马来西亚政府决心避免在稀土开发上重蹈覆辙，不再满足于简单的资源开采和出口，而希望国内发展出稀土冶炼加工与稀土制成品制造业，从而实现稀土资源价值最大化。
在“昌明大马”的理念下，安瓦尔又提出了“昌明经济”的经济发展政策，并将进入世界前三十大经济体和前十二大最具活力经济体行列作为经济发展目标，计划借助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稀土产业来调整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发展。为此，安瓦尔在执政的前两年特别关注经济转型和社会公正，致力于解决通货膨胀和工资停滞等问题，强调财富分配正义与改革社会不平等，并通过关注包括关键矿产、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新能源转型等关键领域的发展，减少对石油和棕榈油等传统商品的依赖，改善马来西亚的经济发展结构。
在经济效益的激励下，各州政府跃跃欲试，准备开采境内稀土资源。吉兰丹州副州务大臣莫哈末阿玛表示，吉兰丹已做好准备开采境内的稀土元素，并已收到十多家公司的开采申请。森美兰州州务大臣阿敏努丁·哈仑表示，森美兰也做好准备，将根据中央政府所发布的稀土开采标准作业程序勘探和开采境内稀土元素。2025年2月，马来西亚国会讨论政府制定的稀土发展战略，与会议员都支持政府加速发展稀土产业。国会议员阿末安赞在会后接受采访时强调，勘探与采矿要为中游加工环节提供稀土原矿的稳定供应，“如果没有充足的供应，稀土加工厂投资将不可行”。
2021年，马来西亚总理府颁布《第十二个马来西亚计划(2021—2025)》，提出要编制战略矿产地理空间地图，严格执行采矿法律，并制订采矿标准作业程序。2023年9月，安瓦尔表示将制定稀土资源的详细测绘图，确保政府对于稀土资源储量和分布情况的掌握，防止稀土资源因贱卖而流失。12月，马来西亚自然资源与可持续发展部宣布实施稀土开采的标准作业程序，对稀土开采前、开采中、开采后各阶段作业以及稀土出口都做了详细规定，并用信函形式将这一作业程序分发给各州政府执行。并且，为了统一各种矿产作业标准，马来西亚第三次国家矿产委员会会议还于2024年7月审议了由自然资源与可持续发展部所制定的第三版《国家矿产政策》，将其作为未来马来西亚矿产产业发展的主要指导方针，以取代2009年生效的第二版《国家矿产政策》。这一新指导文件在平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基础上聚焦矿物勘探、生产、加工的全产业链整体性开发，以期全面推动马来西亚矿产产业发展。8月，由安瓦尔领衔的国家实体规划理事会通过《稀土规划和管理指南》，规定了矿区规划、稀土开发管理、采矿业作业流程等内容，强调采矿活动要符合监管机制。
首先，为莱纳斯稀土加工厂保驾护航。马来西亚是中国以外少数能够进行稀土冶炼加工的国家。2008年，澳大利亚矿产企业莱纳斯集团获得了在彭亨州关丹格宾工业区进行稀土加工的许可。随着莱纳斯稀土加工厂投入运营，马来西亚成为了中国之外重要的稀土加工基地。由于莱纳斯所进行的“裂解与浸出”工序将产生放射性废料，而莱纳斯未采取任何保障措施来处理放射性废料，莱纳斯加工厂一经成立便遭到马来西亚民间的强烈反对。但是，马来西亚政府在安抚公众情绪之余，仍然变相纵容并实际支持莱纳斯。马哈蒂尔所领导的“希望联盟”在竞选期间主张关闭莱纳斯加工厂，但在上台后改变了态度。马哈蒂尔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解释说，马来西亚如果赶走莱纳斯，将不利于吸引国外投资。在取得莱纳斯未来五年内将“裂解与浸出”工序移出马来西亚的承诺后，马来西亚政府同意为莱纳斯更新执照。安瓦尔在野时期也支持关闭莱纳斯，但在成为总理后，对莱纳斯采取了更为务实的做法。2023年5月，安瓦尔确认政府已同意莱纳斯继续经营六个月。
第一，马来西亚计划通过“国家先进材料中心”整合全国46家先进材料研发机构，构建一个支撑材料创新的生态系统。第二，马来西亚原子能机构被指派负责为稀土产业生态系统建设提供技术支持。马来西亚原子能机构牵头建立了“国家稀土提取研究中心”，并和马来西亚矿产与地球科学局一道，通过智能采矿技术研发改进产业流程，减少稀土开采冶炼对环境的影响。第三，科技创新部也通过成立“国家先进材料联盟”和专门负责稀土产业发展的特别工作组来开展稀土技术研发与稀土产业生态系统创新，从而为技术研发提供资金，并协调政府、科研机构和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
莱纳斯在马来西亚所冶炼的矿石基本来源于澳大利亚的韦尔德山矿场，其加工工艺直接适配澳大利亚矿石，不适配于马来西亚矿石。2024年11月，自然资源与可持续发展部部长聂纳兹米在国会下议院发表演讲表示，虽然澳大利亚和马来西亚的稀土加工工艺有所差别，但莱纳斯同意另建一条新生产线来加工马来西亚本土开采的矿石。第二，争取与中国进行技术合作，获取中国在稀土加工冶炼技术上的支持。尽管中国政府早在2023年12月就发布《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宣布禁止出口稀土的提炼、加工和利用技术，但马来西亚仍然希望中国能为马来西亚提供稀土加工技术出口豁免。
2024年5月，日本国际协力机构宣布将在当年7月派遣稀土专家对马来西亚展开技术访问。11月，安瓦尔访问韩国，与韩国宣布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并签署了旨在促进两国关键矿产知识交流、贸易投资与研发合作的矿产合作谅解备忘录。马来西亚则承诺为韩国提供稳定的矿产供应。安瓦尔在访问期间在马来西亚—韩国商业论坛上发表演讲，呼吁韩国企业加强对马来西亚半导体、可再生能源、稀土加工和清线月，在日本首相石破茂访问马来西亚期间，安瓦尔邀请日本企业投资马来西亚的稀土加工厂。
在发展中游产能的同时，马来西亚政府还计划将稀土中下游加工产业与高新技术产业相配套，通过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所带来的需求推动产业共生，从而实现稀土全产业链发展。2023年11月，马来西亚自然资源与可持续发展部部长聂纳兹米表示，马来西亚需要推进稀土产业链中游的发展，并利用产业链下游的潜力发展稀土永磁体和电动汽车产业。《2030新工业总体规划》指出，为促使本国工业向价值链下游移动，马来西亚需要促进工业创新和实现生产能力多样化，发展全面的产业体系，尽量减少对外部供应链的依赖，同时在关键部门增强研发。具体而言，
第一，中美博弈带来的地缘政治压力是马来西亚发展稀土全产业链面临的首要制约因素。2021年9月，美国商务部以国家安全为由对中国产钕铁硼永磁体发起232调查。2022年8月，美国总统拜登签署《通胀削减法案》，旨在通过大规模政府投资扶持美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重振美国制造业。其中，该法案规定美国政府将为美国消费者购买电动汽车提供最高达7500美元的税收减免优惠，但电动汽车所使用的关键矿产和电池组件必须来自美国本土或与美国有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2024年5月，美国拜登政府以“中国在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和创新方面的不公平贸易行为正在威胁美国企业和工人”为由对华发起301调查，并根据301条款宣布，到2026年将中国生产的天然石墨和稀土永磁体关税税率增加到25%。2025年3月，美国众议院审查通过《与外国敌对性电池依赖脱钩法案》，要求美国国土安全部禁止从六家中国电池企业采购电池。上述事实表明，
2012年，约3000名反对者发起，抗议莱纳斯在马来西亚兴建稀土加工厂。2019年，数百名抗议者集会抗议政府同意延长莱纳斯的经营许可证，并通过行为艺术丑化马哈蒂尔和安瓦尔的形象。对于安瓦尔内阁同意为莱纳斯更新执照，前任国会议员黄德严厉批评安瓦尔背信弃义，批评马来西亚历届政府“辜负了人民的委托”。马来西亚民间组织“拯救大马”委员会主席陈文德更是直呼马来西亚政府背叛人民，指责安瓦尔内阁出尔反尔将失去人民的信任和委托，强调“人民反对稀土废料滞留马来西亚的抗争会持续下去”。“拯救大马”委员会明确反对莱纳斯将放射性废料留在关丹，并先后就这一问题向关丹地方法院和马来西亚上诉法院提起诉讼，并将莱纳斯公司、彭亨州规划委员会和关丹市议会列为被告。
因此，“战略化”是概括中等资源国应对策略与行为模式的有效概念。它指的是中等资源国为将自身资源禀赋转化为“生产性权力”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反映了中等资源国对大国矿产资源“武器化”的抵抗和对全球矿产产业链风险的抑制。资源“战略化”起始于大国矿产竞争及关键矿产供应链构建的“安全化”转向，形诸资源国实施关键矿产全产业链发展战略的整个过程，而其主要目的在于获取更大的“生产性权力”。马来西亚的稀土“战略化”举措就是遵循这一逻辑制定并出台执行的。其一，美国扭曲全球稀土供应链构建逻辑，使其向“安全化”和“去中国化”转变，抬升了中国以外稀土资源国的重要性。
